老支书闫建章

　　闫建章惊呆了。他知道，十年动乱把辛兴折腾苦了，可万万没想到竟穷到这份儿上。他问队里老会计：“队里还有多少钱？”老会计拉开抽屉，找出了一枚硬币，说：“只有这两分钱。”老会计又说：“库存现金是二分，实际上欠银行贷款是42万。”这一幕，发生在1977年7月2日。

　　时至今日，河北省蠡县辛兴村的家底是：拥有各类企业摊点1200余家，产值超亿元企业4家，企业总产值21.13亿元。从2分到21.13亿，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背后书写着怎样的黄土地传奇。时光暗转流年，在共和国的经纬上，辛兴村是一个不起眼的点，但它却折射着华北平原农村60年里的沧桑巨变———

　　化茧成蝶———从2分到21.13亿元

　　

周恩来总理1958年签发的奖状

　　辛兴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历史悠久，民风朴实。然而，在十年内乱席卷全国时，土地大片荒芜，粮食亩产只有200余斤，皮棉亩产23斤，人均年收入仅有四五十元，老百姓吃粮靠救济……

　　历史从1978年底开始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潮蓬勃而来，中国进入一个全新历史时期。但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的观念还处在旧体制的束缚之下，并没有意识到历史将从这里发生转折，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上演。只有少数有头脑、有胆略的人搏击于改革开放大潮的风口浪尖。

　　此时，华西村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抽调20人办起了小五金厂，大邱庄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与其相似，辛兴村的发家史也从这里开始。

　　1977年，在十年内乱中“靠边站”的老支书闫建章重新当选党支部书记。闫建章一上任就开始思考怎么才能让辛兴村富起来，但是，这对于一个地处平原、没有什么资源，人口达5000多人的村庄来说谈何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工作的亲戚给他指了一条路子———弄些化纤原料回去纺成毛线卖。闫建章琢磨着这事有谱儿，就从北京背回了10斤氯纶回来。辛兴村是棉区，家家户户都会纺线，闫建章找到村里的几个老太太，果然纺出了毛线。试验成功了，村里人大喜过望。闫建章又动员支委们借钱，这个一百那个八十的，十五个支委共凑了700多块钱，又买回1000斤氯纶来。党支部动员全村妇女纺线，很快1000斤氯纶变成了毛线。

　　这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辛兴村面前：毛线怎么卖，卖到哪儿去？闫建章派出去的推销员在国营商店都吃了闭门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有些可笑，但在当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但国营企业把持着全国的商品流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集体和私人搞企业扰乱了市场秩序，违反了以粮为纲，是有争议的行为。

　　上面顶着重重压力，下面销售受阻行不通，闫建章夹在两难之中。这时村里一个娘家在北京郊区的媳妇路过村委会，闫建章又有了主意，国营商店不通就自己卖。他发动这个叫王瑞英的媳妇回趟娘家，带着毛线去卖，“愿意卖哪儿就卖哪儿，愿意卖多少就卖多少，一斤给大队交4块钱，剩下都是你的。”三天后，王瑞英带着神秘的微笑回来，不声不响地又弄了40斤毛线背走了。

　　王瑞英挣了大钱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妇女们都憋足了劲儿，一批姑娘媳妇也前后脚出了门，1000斤毛线很快卖光了。辛兴村又进了9吨半氯纶纺线，很快又卖光了。这条路走通了！就这样，在经历了短暂的“滞销”之后，辛兴村毛线进入供不应求的局面。手工纺线的速度远远满足不了辛兴村全民“背包”的销售速度。于是，买机器开厂子扩大生产规模成为1980年辛兴村的当务之急。

　　“在计划经济时代，卖线难，买机器更难，有钱也买不到。为这几台机器，光托人找关系的钱就花了好几千。”村里的“元老”闫忠义说。费劲周折，花了十几万元终于买来了几台从国营工厂淘汰下来的棉纺车。零件残缺，机械故障，没人懂技术……克服了种种困难，1981年辛兴村第一家用机器生产毛线的纺织厂终于建了起来。自此，辛兴村的毛纺业迈上一个新台阶，日产量由100斤上升到1吨，质量也大大提高。

　　辛兴村毛纺厂全力开工，生产出大量毛线，主要依靠姑娘媳妇们外出“背包”，几十斤几十斤地卖出去。这支队伍在短短几年时间，北到东三省、南到云贵高原、西到新疆、东到胶东沿海，把辛兴村毛线送到了祖国大江南北，被当时的媒体称作“飞翔的燕子”。

　　而在这“飞翔”背后，凝结着她们无数汗水和泪水。不论是在城里挤公共汽车蹭到人所遭受的白眼，还是为了不淋湿毛线，弓着腰紧紧把一包线贴在火车站留言牌上，用身体挡了一夜雨；不论是太疲倦躲闪不及，被车撞得头破血流，还是被人掉包，装钱的信封里变成白纸……在她们大把大把赚钱风光的同时，也遍尝了普通农村妇女难以想象的艰辛。

　　辛兴人凭借这小小毛线迅速富了起来。据资料记载，辛兴村固定资产由1978年的40万元，达到1990年的840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由115.4万元上升到2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由44元达到2700元。

　　从1990开始，辛兴村经济开始走向鼎盛，最早开始承包村集体企业的张晓章说，在销售上，辛兴村已经不用外出“背包”，而是采用合同销售、定点销售、外来采购三种方法，在辛兴村附近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化纤品市场。据当时一篇叫做《外国专家在辛兴》的文章报道，当时这个市场上每天聚集着几千个摊贩，日成交额达到30多万元。

　　在生产上，辛兴村从1985年就适应市场需求，新上了半精纺的设备，产品结构主要以混纺和纯毛为主；而到了1990年，国家放开了原料供应市场，以前求爷爷告奶奶从国营工厂嘴里抠肉的原料限制一下子松开了，生产开足了马力。鼎盛时期，辛兴村曾有大大小小毛纺厂及专业加工户1000多家，日产量达100多吨，全国各地客商涌到辛兴，买卖毛线高峰时一天高达3万人。

　　张小国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他的三次搬家勾画出辛兴村的发展脉络。

　　上世纪70年代末，张小国一家8口4代人住在四间半土坯半砖的房子里，面积不到60平方米。“那房子当时在村里也算中上等了。原以为要住到老了，没想到以后几年光搬家了。”到现在，说起搬家张小国还带着自豪。

　　那时，张小国还在县里的缝纫社上班，一个月30块钱，虽说是临时工，也算是国家发工资。村里从1977年开始发展起来，组织了自己的缝纫社，以比县里高一倍的工资把张小国请了回来。收入增加，张小国也慢慢动了盖房子的念头，1981年村里批了一块宅基地，但是那时还没钱盖。“真正有钱了是在缝纫社解散，自己出去‘背包’以后。”

　　“背包”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给张小国带来巨大财富，一次三四天就能挣六七十块钱，比一个月的工资都多。再到后来，脑子活泛的张小国开始专做长途贩运，开着拖拉机拉毛线出去卖，一次出去一礼拜，最少赚300块钱。有一次去山东莱芜，一次就赚了将近600块。“第一次赚这么多钱心里很害怕，怕钱来得太快了，不敢再干了，后来看别人都干，胆儿又大起来。”张小国说。

　　1983年，手里有钱了的张小国终于在两年前就申请下来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新房子。“那房子不用土坯全部用砖盖，大门大窗第一次镶上了玻璃，花了四五千块，当时在全县的农村都算先进的。”

　　房子盖好了，张小国一家还没怎么住，就开始了第二次搬家。富起来的辛兴村人都像张小国一样，不再满足于土坯房几代人的住房条件。于是，村里统一规划建设了一批二层小楼。1986年，张小国花了2.96万元买了楼房，提前实现了那个年代对于小康的目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这栋小楼里，张小国住了近20年，直到2005年搬进村里规划开发的“紫薇小区”。

　　上世纪90年代的辛兴村，经济实力排进全国农村20强，被人称为“河北的温州”。吸引了各级干部和多家媒体前来参观采访，多家媒体连篇累牍报道，参观人士络绎不绝。据闫忠义回忆，当时村里接待能力不行，省部级干部和老支书坐在炕上喝酒，市级、县级领导只能站在院子里。

　　在“万元户”既少又光荣的年代，当时一篇题为《400个万元户的辛兴村》的文章道出了辛兴人的骄傲。张晓章回忆那时候刚富起来，香蕉橘子等南方水果少见也贵，辛兴人一买买一筐；写字台、大衣柜、一米柜，把以前没有的都补上；盖房子带卫生间、带厨房，和城里人一样；买车要买桑塔纳，六万四一辆。

　　富起来的农民渴望身份认同，对城里人的歧视尤其敏感。有一次老支书叫他们去城里买身毛料子穿，张晓章4个人就到了天津。在一个大商店里看见有卖中山装，毛料子的。正看着，一旁的服务员见他们穿得邋里邋遢，棉袄袖口还露着棉花，不屑地撇撇嘴说：“162元一套，你们买得起吗？”张晓章被激怒了，当即从兜里摸出一叠5000块钱拍在柜台上，说：“要4套，钱你看着拿！”

　　盛极之后——从独占市场到参与竞争

　　

现代化毛毯生产车间

　　辛兴村在1994年兴建了自己的宾馆。中式主楼有三层，两层的配楼环绕大院；院落中间花木掩映、郁郁葱葱；名字也透出当时的豪气，叫做“国际酒店”——书法泰斗启功题写的字。而如今住进这个宾馆时，周围配楼已经关闭，主楼兼有客房餐饮功能，客人稀少，房间陈旧，只有大厅落满灰尘的水晶大吊灯隐现昔日的繁华。和这个酒店一样，十几年来辛兴村的经济也从鼎盛走向衰落。

　　“转折是从1996年开始的，”任村两委办主任的另一“元老”张寅来说。在这之前，辛兴村毛线是卖方市场，南方客户为了能拿到线经常请辛兴人吃饭。有一次私企老板田子英要下地干活，路上被一个客户拦住，客户说：“我派个人去给你干活，你先回去给我拿包线。”从1996年开始，这些都倒了过来，客户越来越少，变成追着别人送毛线。从那时候开始，多年来默认先交钱、后拿货的行规改了，变成现在的先赊销、年底结账。再之后，“从1997年开始，南方客户基本就不来了。”

　　闫忠义、张晓章、田子英等这些在当时开着大厂子、做着大生意的能人一起议论时，对这里面的原因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首先是市场萎缩，上世纪90年代末，羽绒服、保暖内衣等产品兴起，这些都对毛线市场造成冲击，直接带来需求量降低，整个毛线市场日益萎缩。第二个原因是江苏、山东、深圳等地毛纺业发展起来，这些地方投资环境好、地方政府扶持、管理现代化、生产设备新，都对辛兴村的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第三个原因，他们归结为“文化差异”，团结协作、肯动脑筋、有闯劲儿，这些都是辛兴人比不上的。这也是温州经济崛起后，经济学家们分条解析“温州模式”却终究无法复制的症结所在。

　　伴随南方的兴盛，辛兴村毛纺业逐渐萎缩。2000年以后辛兴村毛纺厂数量锐减，现在只剩下不足20家，也是半开半停。在辛兴村的街上，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工厂大门，有的还立着雕有盘龙的石柱，但是现在大多门庭冷落。当年全国闻名的毛线市场，现在“只能算作二三流的市场”。

　　对此，辛兴人已经从最初的心理落差中走了出来，他们认识到，当年“只此一家”的暴利时代早已结束，要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必须有更大作为。

　　崔明章是辛兴村现任村主任，他回忆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次发展机遇，出口贸易给辛兴村注入新的活力。当时的新利毛纺厂毛毯分厂抓住这个机遇，开始做毛毯出口生意。这个工厂现在已经更名为保定汉哲毯业有限公司，拥有员工1200名，年生产能力180万条毛毯，成为现在辛兴村4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之一。在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里，工人在流水线上娴熟地操作着机器，生产出来的毛毯被打成捆，一捆一捆地装上车，出口到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

　　近几年的羊绒行业被认为是“百年不遇”的好行情。在辛兴村的毛纺一条街上，一个个羊绒的门面房挨在一起。走进一个叫“金多斯”的店，30多岁的店主李庆辉说，以前我国最好的羊绒原料都出口到法国、意大利，制成高级成衣再以高价卖回中国。金融危机以后，外销市场不好，羊绒原料转向内销，所以这几年国内羊绒市场很火。辛兴人大多开着门面房，一手买进羊绒原料，送到山东、浙江等地加工成羊绒纱；一手贴上自己的品牌卖出去，这样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门面房一年最少能赚到三五十万元。李庆辉做了几年以后不满足，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品牌“金多斯”开始做高端产品。

　　与父辈不同的是，李庆辉这一代人大多对做实业不感兴趣。像羊绒这样精细纺织，辛兴村现有的技术根本纺不了，都要送到外地去纺。“这有什么不好？”李庆辉说，“纺羊绒的设备一套就上千万元，没那么多钱买，也没必要。羊绒加工费用并不高，而且在厂家加工完了直接贴牌从那里发货很方便。”

　　对此，张晓章那代企业家也赞同，他们认为贴牌销售只要做好品牌营销、严格质量监管也是可以的，在行业内部有一些著名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走贴牌加工的路子，这是一种新的探索，未尝不可。而且，对李庆辉这一代人来说，资金已经不允许他们像十几年前的张晓章一样，动辄建厂房上设备；就算是有钱，他们也主要投在推广品牌、铺设销售网络上，不肯投在实业上。

　　辛兴村的发展还有一难，就是贷款难。李庆辉说，做生意资金回笼都需要周期，做30万元的生意就需要100万元来周转。有时候，明知道一个月后肯定能回来钱，但是这一个月没钱就上不了料、纺不了纱，只能停工等着。“不怕利息高，不怕要抵押，就怕有抵押高利息都借不到钱。”现在借钱往往是私人借贷，但这得看个人关系，也很难借到。至于银行，李庆辉说：“辛兴包括蠡县银行都没有贷款这项功能，想都不要想。”

　　深入交谈了解到，不是银行对辛兴村不设这项功能，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大银行对辛兴村放出大笔款子一直收不回来，以致现在关闭了对辛兴村的贷款之门。田子英坦言，那时候农民诚信意识不强，有的人是企业亏损还不上，有的人是贷出款来就没有打算还。据他了解，仅中国农业银行辛兴营业点1995年到2000年之间就贷出1.5亿元，后来这些钱大部分不了了之。

　　这些年来，辛兴村一直试图寻找开发新的市场，勤劳的辛兴村人从来没有放弃努力。企业总产值21.13亿元，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骄傲的，但辛兴村不是一个普通村庄，它是曾经辉煌一时的辛兴村。因此，它不能满足现状，只能把目标定得更高；它无法绕过困难，只能慢慢去梳理去解决。

　　仁者接力——从闫建章到崔明章

　　

村委会主任崔明章（左一）在辛兴小学新教学楼施工现场　　

　　尽管已经过世十几年了，但辛兴村即便是一个20多岁的小年轻也知道，没有老支书，就没有现在的辛兴村。老支书闫建章的名字刻在辛兴人心里的碑上。

　　“为什么只有辛兴村发展起来了，别的村没有？因为别的村没有闫建章！是老支书带全村走上了毛纺业这条路。”村里人说。闫建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入的党，那时候他才16岁。解放后他成为辛兴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直到“文革”爆发。1977年他被全村120名党员一致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全村人像过年一样的兴奋。

　　老支书回来了，摆在他面前却是十年浩劫带来的一穷二白：村财务库存现金只有两分，欠的贷款有42万。村里粮食亩产100多公斤，一个劳力一天只挣一角二分钱。全村1000多户村民，还有300多户人家在外讨饭。

　　全村5000多口人，在人均只有1亩多点的土地上绣花，绣得再好也只能混个温饱。如果不放开手脚发展工副业，讲富民只能是个良好的愿望。思来想去，闫建章越想越坚定，一定要发展工副业！

　　30年后我们再回去看当时闫建章的这个决定，不能不佩服他当时的胆略。1977年是以粮为纲的年代，全民都在学大寨，一个农村不好好种地却想着发展工副业，的确是胆大包天。

　　事实上在后来，闫建章也确实是遇到这样的压力。最严重的时候是当年秋收季节，当时，辛兴大队正在大搞氯纶加工，尽管已经安排好了当年的收秋种麦工作，但还是惊动了当时的中共河北省蠡县委员会。县里抽调了20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辛兴，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一个和闫建章有莫逆之交的老同志提醒他：快收摊子吧，爆了豆大家吃，炸了锅可要你一个人陪上。闫建章也推心置腹地说：俺早就想好了，辛兴村这才刚摸着门道，不能收。俺一个黄土埋过半截腰的人还怕啥？

　　“群众欢迎的事，我相信党和政府会支持。共产党是从穷人堆里发展起来的，但共产党不姓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带领群众富起来，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干什么！”不论谁来劝，闫建章都说得掷地有声。

　　就这样，从闫建章从北京的姐夫那里用旧床单包回10斤氯纶开始，他为辛兴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他抗住压力顶回县里工作组开始，他保住了辛兴村正确的发展方向。辛兴村因为有了闫建章，一场改变全村面貌的发家致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辛兴村富了。1991年，辛兴村1400户人家中，住小楼的130户，住新式平房的1000多户。家家盖粮仓装粮食，用大缸装食油，用秤称钞票，他却依旧是头上包个白毛巾，一身老式布衣裤，旧布鞋。吃的依然是：烩饼、疙瘩汤。住的仍然是土改时分的土房。房间低矮昏暗，室内一铺土炕，待客、吃饭都在炕上。

　　“群众富了，你还是这个老样子，大伙看不下去呀！”辛兴人心疼地责备他。他说：“共产党员应该享受在后嘛！”他房子破旧，大队拨给他一块宅基地，他把宅基地让给别人，一家六口人挤住在大炕边的狭窄的小屋里，他的儿子就是在那两间厢房里结的婚。

　　正是因为这，大伙服他、敬他、知他、爱他。崔明章尤其如此。

　　与闫建章类似的是，崔明章也是16岁就担任了辛兴村干部，当时是治保副主任，跟着闫建章，耳濡目染十年有余。从2000年起他被群众选为村主任，连任至今，主持村里全面工作。他身体力行，被群众称为老书记的接力棒。但崔明章却谦恭地说：“我虽然做了点事，但我跟老书记不能比。”

　　正在辛兴毛纺业红火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危机悄然降临。“辛兴村的污染问题已有十多年了。”崔明章说，“污水是摆在明处的，谁也藏不起来。而且作为老百姓选举的村委会主任，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看来，只有靠自己想办法了！”

　　“十五”以来，纺织工业在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同时，纺织印染行业也使我国的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沉重包袱。党的十七大从战略高度指出，我国的纺织工业不能、也不应该走“发展-污染-治理-转移”的老路，应该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兼顾的双赢之路，一条不仅是利在当代，更是惠及子孙的绿色之路。

　　“企业要开工，首先就要治理污水，彻底改变污水绕村流的局面。如不下狠心整治，那么大家都别干，全部停业整顿。”崔明章说，“在辛兴镇13家洗毛厂、印染厂等污染企业中，有11家都建在辛兴村。污水从各个污染企业流出来，汇集在村北一个大坑里。站在坑边，恶臭扑鼻，呛人。”

　　崔明章就如何治污问题多次与涉污染企业商讨，最后结果是：9家污染企业愿意出钱，建个污水处理厂，所有费用由9家企业共同担负。经过研究，村里就把污水处理厂设在村子北侧的五支渠污水沟旁边，占地18亩，设计日处理能力2万吨，总投资1800万元。

　　“机器一天24小时不停。每天处理污水13000吨左右，各项运营成本4000元左右。处理后的污水，各项污染指标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有效的去除臭味、色度，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水体清澈见底，水里能养金鱼。”蠡县一驻地监测人员说。

　　“如果用处理过的污水煮面条，也是可以的，与井水没太大区别。现在这些达标水，主要用于灌溉，不收农民一分钱，大大节约了地下水。不仅如此，我们企业都正常开工，还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问题，真正实现多赢。现在我们的污水治理，是一直往里烧钱的，没有任何回报。”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辛兴已经过上面批准，将在此基础上再征地50余亩，投资5000万元，建个更大治理规模的污水处理厂。辛兴村周围5公里以内的企业污水都将拉到这儿处理，收益将会很可观。至于地下水，村里有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支持的地下水监测系统，全村有16口地下水安全监测井，水质好坏，驻村专家说了算。”崔明章说。

　　显然，在污水处理上，崔明章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现在，崔明章在村民心中究竟有多大分量？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给出了答案。这一次，他流泪了。

　　去年“5·12”大地震后，26年前集资兴建的辛兴村中心小学教学楼经蠡县建设局、教育局普查后，被确定为危楼，应尽快拆除。学校为了不耽误学生正常上课，就临时借了两个地方，把低年级的转到幼儿园，高年级的搬到附近一所中学的一所小楼里，分开授课。

　　“看着孩子跑来跑去，心酸。这样打游击，也不是个办法，必须建学校。”崔明章说，“村里没钱，怎么建呢，要是建了，又建成什么样的。实在没什么好招，我只有厚着脸向村民张嘴要了，动员他们捐钱。”

　　今年3月21日，辛兴村两委向全村发出捐款倡议。这时，正是全县农村换届选举的时间。“当倡议书发出后，心里没底，就怕无人响应。假如真那样，也没脸再干了。一点威信也没有，还干啥干？赌一把！趁机也称称咱们在职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崔明章说。

　　“选上也得建学校，选不上也得建，不要受干扰。首先，我承认自己工作没干好，家没当好，希望大家捧场。”在村两委及各部门成员动员会上，崔明章说：“我们要自身带头，亲朋好友带头，少喝点好酒，少买点名牌，节省点，多捐点。”会后，崔明章捐了5万，在他带领下，与会人员当天就捐了40多万元。

　　次日，让崔明章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村委会大院子人头攒动，全村党员、村民代表、企业主等都踊跃捐款。连续十来天，捐款额度突破200万元，其中有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的离休老干部捐出15万元。闫建章儿子一次捐了16万元，年近八旬的老干部石锦林捐了1万元，辛兴籍旅美生物学家张彦斌打来5000美金……

　　“你捐了吗？”这句平常话，顿时成了邻里之间的问候语。在捐款现场，一位今年已80岁高龄的老党员石章丫，步履蹒跚地走到捐款箱，掏出攥得发皱的50元钱，说：“当年，村里集资建村小学教学楼时，我捐了3元。建学校，是正事，支持。一定要把好事办好啊！”话毕，站在一旁的崔明章，眼噙热泪。

　　新教学楼建成后将是一座集中央空调、电教室等各种先进设备为一体的高标准教学楼，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预计6个月后竣工。截至9月初，共收到捐款254万元，再加上政府的补助，辛兴村新教学楼所需的400多万元资金基本到位，但后期拆迁等相关配套所需费用，仍有一定缺口。

　　“爸妈在辛兴村毛纺厂打工，没有更多时间照看我。不过，在这里上学很愉快，每天和几个同学一块去学校，步行五六分钟就到了。现在，我和村里的同学待遇一样，上学连书费都不让交，比老家的农村好得多。”一位来自安徽的辛兴村小学六年级学生关冀生高兴地说。

　　据了解，辛兴村两委成员与贫困学生结对帮扶，给予模范教师、大学新生3000元至2万元的资助。2007年，由村集体负担，全部免除村小学700多名学生的课本费用9万余元，其中包括118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按说，咱村经济实力不错，建学校应该没问题的。但现在怎么还要让村民捐款呢？主要因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里全年开支就靠收取企业的占地使用费用，有些企业还不能及时交。想办点大事，很难。下一步，我们重点抓两方面：一是想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二是稳步推进辛兴农村社区化建设，整合宅基地，以地生财。”崔明章说，“辛兴复兴不是梦！”

　　如今，在辛兴村，谁也不怀疑共产党员先进性，谁也不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因为他们看到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现代化建设时期，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奔富路的，都是他们的村干部，都是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辛兴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只有党风正，才有富路通。

　　难忘两词——从交赋税到拿补贴

　　辛兴村有耕地近万亩，近年来高效种植、订单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使辛兴农业逐步形成了种、养、加工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格局。辛兴村的农业发展也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土地政策、农业赋税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4.2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的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辛兴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初级社，深翻改碱，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全村8000多亩荒地改造成良田。1958年辛兴大队荣获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奖状，老支书闫建章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从1958年开始，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20年，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多年徘徊不前。历史翻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18个手印，掀起农村改革大幕。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确立。

　　对这一切，辛兴村民祝丙文最有感受，有两个词语始终牵动他的神经：土地与赋税。“在1978年分地时，我家五口人分了7.5亩地。分地前，咱们家一年就从生产队分了60斤小麦，你说就这么一点麦子，够谁吃的？”分田后，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粮食产量一下子增长好几倍。

　　午收后的一天，祝丙文去交公粮，和媳妇两个人拉着小麦到辛兴粮站去。公粮交售完毕，再扣除当年农业税29.4元，略有剩余。“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确实是个好政策，但它会不会变？”祝丙文心想。犯嘀咕的不是祝丙文一个人，针对亿万农民怕变思想，198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这下可算放了心，祝丙文精耕细作自己家的那几亩地，年年收成不错，彻底告别填不饱肚子的苦日子。

　　1991年前后，辛兴毛纺业发展迅猛，工厂急需大量人员，祝丙文加入了这支乡镇企业大军，成了穿“工装”农民。那几年“三提五统”费用逐年增加，但是对富起来的辛兴村来说，那点提留款已算不了啥了。外村人提起农业税，也会酸溜溜地说一句：“谁能跟你们辛兴比啊，你们那么富！”可以听出当时农业税虽属国家规定要收的费用，对其他普通村子来说，确实也是个负担。

　　虽说富起来，虽说比起外出“背包”来种地挣不了几个钱，祝丙文还是从骨子里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民，凡是和种地有关的事他都清楚。

　　当时，最让农民头疼的还不是赋税，而是买不到农资产品。当时化肥实行“价格双轨制”，国家配发给农民的平价化肥被一级一级批条子弄出来，再高价倒卖到市场，农民只有望“肥”兴叹。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辛兴村也曾发生这样的情况，国家配发的化肥、柴油，半点都没到辛兴村。直性子的退伍老兵祝丙文为此还发了一次威。

　　有一次，祝丙文故意没交公粮，镇长、村干部亲自找到他家里做工作。当着干部的面，祝丙文说：“按说我是党员我得带头交，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国家给种粮农民的柴油、化肥补贴怎么别的村都有，就辛兴没有？这个事我想不通！”镇长、村干部们都被问住了，无言以对。第二天，祝丙文还是去把公粮交了。事后他说：“我就是要让干部明白，别以为咱农民都是傻子！”

　　“1998年，我最忘不了。”祝丙文说。那年，祝丙文还像往年一样，准备去村里交农业税。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会计说不用交了。祝丙文很奇怪，打听知晓：村里决定，由村集体统一负担全村人的农业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这体现出我们辛兴村的优势和对老百姓的关心。”祝丙文说。从这年开始，村集体财政替全村交农业税，最多的一年交了50多万元。比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取消农业税提前了整整8年。

　　但是，不是每个村都像辛兴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么强，祝丙文说，当时有的村村民交不起农业税，一些包村干部带着一帮人破门而入，搬电视的、扛粮食的，只要是值钱的，就要弄走，也不管合法不合法。有些家庭特困难的，索性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放在别人家里，啥时用啥时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乱摊派乱集资比较普遍。从1990年至2001年12年间，中央发了14个不同形式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是，能全面落实的很少。那时出了很多事情，有些地方动用了警力。这些都是“治标”，要“治本”还得改革税费制度，因此，在1998年中央就开始酝酿税费改革。

　　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首先在安徽试点，2003年全面铺开，中央投入了几百亿元资金，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结，全国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600亿元。尽管早在8年前就已经不交农业税了，祝丙文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高兴：“这体现了中央对农业的重视，对咱农民的关心。”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又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祝丙文更是吃了“定心丸”。“种了地，收多收少都是自个儿的，国家一分不要，村里连浇地的电钱都给出，从播到收全部机械化，现在种地方便了。”

　　除1998年全部免除村民赋税外，辛兴村从2003起又投资300万元，把农业园区4条田间路全部建成水泥路，全村共打机井160多眼，村民实现免费插卡浇地，10.5万多米的电线线路全部改为地下，为统一规划、耕作、管理提供了可能。几年来，辛兴村累计用于农业基础建设和农民减负资金达1500多万元。

　　按照退耕还林的号召，辛兴村又对全村9350亩耕地进行规划，建立起“绿色农业科技示范区”，2003年起种植长2500米、宽60米的速生杨林带3条，共植树3000余亩。这一条条绿带，不仅成了辛兴人的天然“氧吧”、“绿色”银行，而且“林带”之间的土地，发展林下经济，农民收入大增。

　　祝丙文家种了2亩速生杨，每亩种110棵杨树，五年砍伐一次，收入比种粮食略高些，主要是省时省力。他说，对辛兴人来说种树最划算，不用管理，年轻人该上班就上班，一点不耽误功夫；另外一个好处是，在民间借贷中，林子可用作抵押品，借钱比较容易，如果还不起了，还可以拿树抵债。

　　现在，祝丙文儿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沈阳，女儿在县城工作。他和老伴在家里，病了有新农合；老了有新农保，住的楼房，吃喝不愁。在辛兴村当个农民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不过，对于我们上年纪的人来说，去工厂打工，人家嫌年龄大，在家闲着又觉得挺无聊。等这批树砍伐后，我还准备种点粮，因为种粮补贴逐年增加，现在每亩补贴加起来有90多元呢。再说，粮价也不断提高。”祝丙文说，“如果农民吃粮全靠买，感觉有点怪。”

　　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先后对种粮农民实施了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政策。2009年，“四补贴”金额已达到1230亿元。一减一加，农民得到巨大实惠。世界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我们不仅实现了13亿人的粮食供给自足，而且由粮食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

　　“几十年了，农村的变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原因有很多，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党的现行政策好。当然，政策好只是大前提，执行政策的人非常关键，尤其是村干部。现在，谁要说农村政策不好，那就是没良心。”祝丙文说。

　　福至千家——从吃不饱到开宝马

　　

村头快乐的孩子

　　“别人不愿说，我说。”闫忠义个子不高，头发黑中有白。跟随老书记闫建章32年，在村里辈分长，有威望。平时，他以自行车代步，与普通村民无异，没想到他竟然也炒股，而且炒得还很大。

　　“当初为什么炒股？”

　　“好奇！”

　　“不怕赔钱啊？”

　　“我很谨慎，赔不了多少。炒股总比赌博好，钱放在银行，利息这么低，不如拿出来炒股。没经验，不太懂，我就向咱村被称为‘股神’的一位年轻人请教。我跟他聊炒股的事，门都得关上，连他老婆都不让听，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现在咱们辛兴村里，炒股的有好几百人呢，有的人炒的很大。”

　　在辛兴村的商业街上，一个叫“财达证券”的招牌格外抢眼。负责人介绍说，财达证券从2000年就在这里落户，到现在都是蠡县唯一一个合法的证券服务部。“别看辛兴是农村，可是第一经济实力强，第二见过世面，接受新事物比较快。”村民刚开始都不懂，但很好奇，通过宣传，加入炒股行列的人越来越多。

　　“炒股，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还处在‘交学费’阶段，什么时候能解套，还不好说。但我炒股有个原则，就这么多钱，不再往里投了。至于炒的结果如何，那都不重要，关键是想体验一把炒的乐趣。”闫忠义说。

　　闫忠义的女儿在北京，儿子在保定，他现在一年在北京、保定、辛兴三个地方各住三分之一时间。前几年花了五十多万元买了一辆丰田霸道，自己不开请了个司机专门给自己开车；后来嫌费油，换了一辆高配凯美瑞。“买车就是为了方便，每次去北京，司机把我送到保定，坐上动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孩子去车站接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想住了就回辛兴。”闫忠义在北京不只有一套房子，闲得没事就和也在北京住的辛兴村票友们，时不时地一块去北京长安大戏院、国家大剧院听听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辛兴村好车很多，村里开发的紫薇小区，每幢楼的底层都是车库。白天车大多停在外面，随便转一圈就能看到宝马、奔驰的标志，还有奥迪、丰田的越野车等等。据说现在全村有各种级别的小车三四百辆。紫薇小区是辛兴村建的第一个居民小区，小区占地31亩，6幢6层，区内绿化、健身、有线监控等一应俱全。

　　通过单元楼门的对讲机，村民闫志明开了门。他家是186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客厅内摆放着宽大的棕色皮沙发，1990年买的54英寸“飞利浦”等离子彩电，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照出人影儿来，亮蓝色的整体厨房，厕所内是冲水马桶、淋浴器……很是气派！

　　“近些年，咱村大搞毛纺业，人们手里有了大把的票子，过起日子来也讲究了，心气儿高了，城里人过的生活，咱们一样能享受到。”闫志明说，“一年到头钱不比谁少赚，钱是挣来花的，吃好，穿好，用好，住好，这不算浪费。”

　　辛兴村十天四个集。每当逢集时，街上川流不息。现在，集上猪肉肥瘦一刀切9元一斤，小饭店里一盘拍黄瓜6元，驴肉火烧3元一个，不大，一般女子都能吃上两三个。蔬菜、水果大都是从别地运过来的，价格跟保定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贵些。现在村里人买东西很干脆，说买就买，消费潜力很了得。

　　目前，辛兴村人在京城有房产的有十几户，在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买房置业的有上百户。据说，辛兴村最富的都过亿了，穷点的也有个十万二十万的。“现在，辛兴人往城市跑的趋势很猛，原因很多。好多在城市买房子的人，主要是为孩子上学，真正把事业安在城市里的人比例很小。”闫忠义说。

　　“以前，我和忠义经常在一起唱，他喜欢唱京剧。”辛兴村文工团团长刘丙章说。辛兴村还有个俱乐部，这里经常聚集着一些来活动的老年人。“要不现在咱俩来一段，我给你伴奏。”“唱什么啊，我都忘词了。”“没事，我这有谱儿。就唱你熟悉的《闹天宫》吧。”

　　刘丙章从墙上拿下一把胡琴，把自己手抄的乐谱翻开，抑扬顿挫的琴声飘出来。闫忠义唱了起来，运气酣畅，韵味醇厚。曲终，刘丙章更来了兴致，又给团里其他人连续打了两个电话，说：“快点来团里，唱个段子，快点！”十几分钟后，来了两个票友，女的叫崔晓英，男的叫王国昌。崔晓英到屋里，喝了一杯水后，唱了一段《钓金龟》。稍后，两个人合唱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声情并茂。

　　老人有老人的生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喜乐。在辛兴村别墅区里的一面墙壁上，张贴这样一则广告：特价Q币7毛一个。用毛笔写的，很醒目。旁边的联系方式被人撕掉了。玩游戏的年轻人都知道，Q币，是由腾讯网站推出的一种可以统一支付的虚拟货币，通常它的兑价是1Q币换1元人民币。但在辛兴村，7毛就能买到，玩家水平非比寻常。

　　“在网络里除了聊天、听歌、玩游戏外，还可以做生意。”李庆辉说，“在阿里巴巴上，我已开了一家网店，去年订单还不错。操作起来很便捷，把产品拍成照片，放在店里，留下电话。坐在家里，就可成交，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过去那种扛着‘背包’搞销售，现在有点不合时宜了。”

　　“最诱人的是，中小企业依靠自己诚信度，可以申请‘阿里网络联保贷款’，无抵押、低利息、高额度，年利率在6%～9%，每家企业可申请的额度范围为20万元到200万元人民币，年限1年，能有效解决会员企业贷款难问题。目前阿里巴巴从中不收任何费用。”李庆辉说，“这样的好事，谁不想争取？”

　　“今天，咱们就不去宾馆吃饭了，去感受一下辛兴村的民俗，吃酒席去。”一位陪同采访的人员说。这几天，正好村里有个女孩要出嫁。几十桌酒席摆在村一个印刷厂的大院里，满院亲朋，谈笑风生。门的左侧，有个大棚，底下放着五六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锅，有的锅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大鲢鱼、有的小火慢炖着土豆牛肉，盖子一掀开，香气四溢。印刷厂另外一边也在忙活着，快到国庆节了，几个人拿着一面鲜红的国旗，走到旗杆旁，伴着众人的注视，国旗冉冉升起。这边是活色生香的民俗，那边是庄严的升国旗，两个不太搭调的场景在这里却如此和谐。

　　酒席间，一张桌子待八位客人。白酒、啤酒、饮料、香烟，应有尽有。主人一杯杯热情地劝，菜上了有十几道，限于桌面面积，有的菜刚上桌几分钟又被端了下去。主人边招呼客人边介绍自己家的幸福生活，指着桌上的菜说：“这是家常便饭，我女儿出嫁，像这样的饭连续吃三天。等正日子那天，菜比这多多了，那才是真正的酒席。现在条件好了，大家也不在乎这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