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薛惠娟

　　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四监狱二监区是特管监区，这里集中关押着全省的男性艾滋病罪犯。50岁的第四监狱党委委员、二监区监区长梁小辉，已在第四监狱工作了30多年。从2009年底，他担负起筹备和组建特管监区的重担，6年来，每天与艾滋病罪犯打交道，用心感化和挽救艾滋病罪犯。截至目前，二监区累计教育改造艾滋病罪犯138名，没有一名罪犯在监狱死亡，没有发生一起监管事故。

　　与艾滋病罪犯近距离接触

　　日前在二监区的值班室，记者见到已两天没回家的梁小辉。“今晚上再替同事值个班。”他话不多，黝黑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

　　在妻子张淑华看来，只有人在监区，梁小辉心里才最踏实。

　　2009年12月底，我省决定在第四监狱设立艾滋病罪犯特管监区，集中关押改造全省男性艾滋病罪犯。时任出监大队大队长的梁小辉成为筹备和组建特管监区的人选。

　　从警30多年，梁小辉循着父母的足迹，从一名普通干警成长为中队长、大队长。面对信任和重托，梁小辉也曾犹豫——“万一被传染，有个三长两短，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女儿谁来照料？”

　　他多方查阅资料，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知道普通接触不会传染。更重要的是，艾滋病罪犯同样是教育改造对象，他们同样需要获得新生。带着责任，凭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梁小辉走马上任。

　　在全国来说，管理艾滋病罪犯的经验不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2010年5月，监区开始集中收押艾滋病罪犯。他们中累惯犯多，恶习深的多，还有多名无期、死缓犯，有吸毒史的达80%，其中还有多人患有肝炎、肺结核等高危传染病。

　　为了干警安全，上级部门指示他们进入监区和罪犯接触时，一定要穿好防护服。上岗前，梁小辉和同事们学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还到外省监狱实地考察，对艾滋病罪犯教育管理有了初步了解。然而，当真正面对艾滋病罪犯时，大家心里还是犯怵恐惧。

　　隔着铁门进行巡视，通过电话与艾滋病罪犯交谈，需要进入监舍时，按规定全身防护。这样做，对干警来说是安全了，但敏感多疑的艾滋病罪犯却感觉受到歧视，不愿与干警交流，甚至对干警存有敌意。

　　梁小辉回忆，当时一些罪犯利用干警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常常提出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谩骂、恐吓，甚至以绝食、自残、自杀相威胁。

　　工作陷入僵局。作为监区长，梁小辉感到了巨大压力。

　　在监舍门口徘徊了两天，他认识到，必须脱掉身上的防护服，走进监舍。与艾滋病罪犯近距离接触，是打破工作僵局的唯一选择。

　　看到没有任何防护的梁小辉走进监舍，十几名艾滋病罪犯先是一愣，而后都围上来，有人递上一支烟。梁小辉很自然地接过了烟，边吸边与他们聊天。

　　“他们在社会上被歧视，内心十分自卑。”梁小辉说，他们感觉到我是真尊重他们、平等地对待他们。

　　从那以后，有的艾滋病罪犯便主动找梁小辉谈心。在他的带动下，同事们也纷纷脱掉防护服走进监舍，与艾滋病罪犯交流聊天，拉近了距离、消除了隔阂。

　　自此，二监区的工作一步步走上正轨，20多项规章制度得以实施。

　　用亲情感化一颗颗泯灭的心灵

　　改造一名罪犯很难，改造一名对生命绝望的艾滋病罪犯更难。艾滋病罪犯不仅在社会上遭到歧视，连朋友甚至亲人都不愿意接近他们。

　　二监区的干警们每天面对这些罪犯，把人文关怀融入严格依法管理之中，了解他们的病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诉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他们重拾信心与勇气。

　　为此，梁小辉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通过嘴勤、腿勤、眼勤，将艾滋病罪犯的一举一动放在心上，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0多岁的艾滋病罪犯黄某，患有严重的肝病，自认为活不了多久。在外就医期间，他在医院里常偷偷掉眼泪。梁小辉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意识到黄某可能要轻生。

　　“这种时候人最不好劝，如果没有说到心里，他根本听不进去。”梁小辉想方设法与黄某的弟弟取得联系，共同做工作。在电话中，他弟弟说了一句：“哥，你好好改造，妈还等你回来呢。”这一句话让黄某的眼泪唰就下来了。梁小辉知道他心里的那股劲拧过来了，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艾滋病罪犯刘某，两颗牙烂了，露出神经，疼得吃不下饭。梁小辉和同事找到牙医，听说刘某是艾滋病，医生多少钱都不给治。拖了两个多月，刘某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后来没辙，梁小辉自己花钱买来了牙胶，动手帮他把牙补上。这不仅治好了刘某的牙病，还治好了他的心病。

　　“您把手伸到我嘴里，就不怕我咬到您？”刘某后来跟梁小辉说，就凭着这份信任，不好好改造就对不起他。

　　艾滋病罪犯因免疫力低，经常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干警们都会第一时间到床边看望、询问病情、疏导情绪。对重病犯人，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全力救治。

　　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艾滋病罪犯木某，住院治疗期间必须卧床。梁小辉和同事们就轮流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赶上梁小辉到医院看护时，同事告诉他木某已经绝食4天了。

　　梁小辉到病床前与木某聊天了解情况。木某说看到梁小辉和同事们每天像亲人一样照顾他，觉得过意不去，就不吃饭，给干警们减少麻烦。在梁小辉的劝说下，他答应配合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病情，监区按规定为他申请了保外就医。梁小辉和两名同事奔波3天3夜把他送回家乡。他的家人非常感激，买来一头牛用彝族最高礼仪“打牛待客”来招待他们。梁小辉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离开时，木某一直把梁小辉送到车站，边走边哭：“这一分开，可能再也见不着面了。我心里难受啊！”

　　今年4月，监狱进行队列比赛，隔离关押的二监区艾滋病罪犯第一次参加监狱的集体活动。梁小辉说：“他们虽是特殊罪犯，但也需要被认可。我们正在探索由隔离关押逐渐向普通犯管理方式转变，让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

　　艾滋病罪犯因为对病情充满恐惧、对生活绝望，极易冲动，时不时打架、甚至自杀，这不仅给监管工作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也随时威胁着干警的健康和生命。

　　2011年6月，梁小辉在巡视监舍时，发现两名艾滋病罪犯扭打在一起，立即上前制止。在拉开罪犯时，他的左手食指被划破。同年9月，在搀扶一名病重犯人体检时，手指再次被划破，伤口很深。

　　一年两次受伤，大大增加了被感染的几率。“在等待检查结果的半年里，我心里特别煎熬。”梁小辉说，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我是监区长，就得往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