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周聪聪张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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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6月底举行的第三届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暨座谈会上，河北省中医院专家、河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佃贵荣膺“国医大师”称号。

　　作为我国中医领域的最高荣誉，每届“国医大师”评选，都会在全国医疗、教育、科研等机构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药人员中，逐级推荐评选出30位名医大家。

　　由于首创中医浊毒理论，成功逆转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等胃癌前病变，李佃贵教授成为本届“国医大师”评选中我省唯一的入选者、我省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医，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国医大师。

　　匠心：师古而不泥古，首创浊毒理论

　　“五年大学，你们主要是学知识，而步入工作岗位，你们要学智慧。有了智慧，你们才能在前人的知识上创新，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好中医。”

　　6月28日上午，河北中医学院举办毕业典礼。虽然没有在典礼上发言，但主礼嘉宾李佃贵还是成了学生们追捧的“偶像”。当天下午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三届国医大师、首届全国名中医表彰大会暨座谈会的他，被学生簇拥着要求“一定要给大家讲两句”。

　　这番话，与其说是对年轻人的寄语，不如说是他50年从医经历的心得。

　　在李佃贵的眼里——知识是前人的总结，而智慧才能引领创新。

　　李佃贵荣膺“国医大师”，正是源于这种创新。

　　在位于省中医院四楼西南角的名医堂办公室里，近3万份病历装满了两个高2米、宽1.5米的大书橱，而这些病历的主人，绝大部分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在所有消化性疾病中，萎缩性胃炎是最严重、治疗起来最棘手的病症，一些病人还伴有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医学界一直流传着“胃癌前期病变不可逆转”的结论。

　　但李佃贵却扭转了这个论断。

　　他首创“化浊解毒”疗法，利用“疏肝和胃、活血祛瘀、化浊解毒、健脾和胃”四步调胃法，治疗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不典型增生，经大量临床证明，有效率90%以上。

　　“‘浊毒理论’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治愈率上，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医药发展的与时俱进。”省中医院脾胃科主任刘建平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疾病谱正由以前的感染病、急性病为主，转为现今的慢性病、亚健康状态为主，面对疾病谱的新变化，同样是治胃病，原来采用健脾、温中、和胃的办法，已经难以收到良好效果，但“浊毒理论”给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国医大师’评选已经进行了三届，先后评选出的‘国医大师’总共90名，但像李老师这样进行理论创新的屈指可数。”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倩介绍，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李佃贵一贯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承古而更重创新”。

　　背诵经典药方，一直被奉为中医学习的不二法则。虽然对经典名篇信口拈来，但李佃贵却更看重“悟”。“前人的经典古方是知识，自己悟出来才是智慧，有知识没智慧，背得再滚瓜烂熟也没用。”

　　“浊毒理论”的提出，就全凭这个“悟”字。而出人意料的是，“触发机关”竟是一个垃圾桶。

　　“是垃圾招来了苍蝇，垃圾招来了苍蝇……”30多年前，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李佃贵望着窗外一个刚刚被自己“请”出去的垃圾桶，嘴里念叨着这句话。

　　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团，正逐渐解开。

　　1928年青霉素的发现，对许多细菌性疾病的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几十年过去了，抗生素并没有降低细菌性疾病的感染率，新的细菌和病毒甚至一些“超级病菌”仍在不断产生。

　　当时对这个问题满是困惑的李佃贵，还是省三院中医内科教研室的一个普通医师。和他同住一间单身宿舍的是医院的一名花匠，由于身患气管炎和肺气肿，花匠经常咳嗽，咳出的痰便随口吐在床边的垃圾桶里。一到夏天，垃圾桶引得屋里苍蝇不断，喷了杀虫剂，不一会儿，苍蝇又满屋乱飞。

　　有一天，趁花匠回老家，李佃贵把垃圾桶放在了院子里，没想到，屋里的苍蝇一会儿便没了踪影。

　　“垃圾就好像人体内不干净的浊毒，苍蝇就好比细菌，是浊毒产生了细菌，而不是细菌产生了浊毒。”李佃贵介绍，“浊毒理论”其实是历史留下的一个重要课题，《黄帝内经》就有关于“浊”“毒”的提法，不过一直没有系统成一个理论。

　　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生活常识，李佃贵悟出了“浊毒理论”的研究思路。

　　医心：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何时都要善待

　　6月26日，星期一，14时22分，省中医院四楼名医堂。

　　结束坐诊的李佃贵走出诊室。连续坐诊6个多小时、接诊83个患者后，67岁的李佃贵此时嘴唇紧抿着，神情也有些倦怠，碰见熟人打招呼，也没有精力多做寒暄，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因为下午3点有个研讨会必须参加，今天没敢多加号，这已经是结束早的了，我们先去食堂吃饭。”助手刘小发说。此时，他身后的李佃贵脚步有些迟缓。

　　“是医生救病人，还是病人救医生？”这是李佃贵接收新学生时，首先会问的一个问题，“病人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何时都要善待。”

　　退休前，李佃贵是省中医院的院长。在任6年，即便公务繁忙，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周两次出诊。退休后的李佃贵，仍坚持坐诊——周一、周四上午，在省中医院坐诊；周二下午、周五上午，在省中医研究院坐诊；周三在省中医院查房。

　　“跟李老师坐诊，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多吃。”虽然按照时间表，李佃贵每天坐诊的时间只有半天，但经常从上午延续到下午，这已成习惯。坐诊时间长不说，连午饭也不吃，这一度让很多初来乍到的学生很不适应。也正因此，学生们私底下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即便如此，李佃贵念叨的却是另外一笔账。

　　“早看完病，病人能早回去，可能就因为晚一个小时，人家就要多住一晚，住宿吃饭是不小的花销。”李佃贵的患者里，慕名前来的外省患者占三四成，很多患者为了能赶在第二天上午看病，都要提前一天赶到石家庄。

　　作为“镇院之宝”，医院考虑到李佃贵的身体，规定专家号只能预约25个，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李佃贵主动要求增加到50个号。不过，仍有很多患者因为挂不上号，会在李佃贵坐诊当天来碰运气。

　　为此，李佃贵给助手刘小发“放权”——外省的要照顾，年老体衰的要照顾。

　　“几乎每次都要加20多个号。”每加一个号，“手握大权”的刘小发就感觉很为难，毕竟，加一个号就意味着老爷子的午饭要继续延后。但有时，刘小发想拦也拦不住，患者直接推门：“李大夫，您给加个号看看吧！”李佃贵从没拒绝过。

　　很多患者曾担心：“这么个大专家会不会架子很大？”

　　但只要一见面，这位老中医那不紧不慢的语气就让患者感觉亲切。

　　一年前，名医堂来了位奇怪的病人。

　　“问患者哪不舒服，他脑门都是汗，只顾擦汗，什么都想不起来。”刘小发说，李老师见状不仅没着急，反而开始和病人聊天，“你从哪儿来的呀？你们那里气候怎么样？”这么一来，患者慢慢放松下来，过了一两分钟，要说的才都记起来了。

　　为了最大限度方便患者，李佃贵还用上了新手段。

　　“有个患者因工作移居美国，但还想接着看病，便咨询李老师能不能通过微信问诊，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李佃贵的前任助手徐伟超说，因为有时差，问诊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早上8时出诊之前。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被老爷子的微信叫醒的。”在学生的眼里，衣着朴素的李佃贵对新事物接受很快。微信刚兴起的时候，他便请学生帮忙注册微信号，如今已经称得上资深用户。

　　可每次一谈起医德，李佃贵便一如既往地固执，话题动不动便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我们那会儿学医，讲的是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孙思邈讲的‘大医精诚’，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师心：在传承中医药上，不讲知识产权

　　桌椅摆放，在李佃贵的问诊室是一门学问。

　　只见东西长5米、南北宽4米的房间内，自西向东一溜摆放着三张长方形的桌子，属于李佃贵的两把转椅，一把紧贴东墙，一把居于西桌和中桌之间。

　　这样的设置，让很多初次进入诊室的人一头雾水，可只需片刻，便能解开其中奥妙：诊完东桌的病人，李佃贵便起身前往两桌之间那把转椅；看完西桌患者，原地旋转，继续诊断中桌患者。

　　“这样的设置，不仅能节省时间，也便于学生学习体会。患者候诊时，每桌的学生都已经提前了解了患者病史和病症等情况，他们能提前分析病情，然后跟老师的诊断作比较，发现问题。”刘小发解释道。

　　李佃贵勤于著作，对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他主编的《中医浊毒论》等9部代表著作已付梓出版，发表、指导撰写核心期刊论文200余篇，承担省部级科研课题30余项。他培养的学生，大多都已经成为中医药传承的骨干力量——博士生导师6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6名，河北省名中医8名，国家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12名，河北省高层次帮带对象5名……

　　对于这些学有所成的得意门生，练字帖几乎是段共同的记忆。

　　“老师对我们强调最多的，就是做临床工作一定要细心，一个字的错误就可能使患者丧命。”杨倩说，因此，李佃贵要求学生写方子的字迹一定要工工整整，决不能写得洋洋洒洒、龙飞凤舞。

　　一个学生曾因为在抄方子时药物剂量12g中“g”写得不标准，挨过李佃贵批评，“‘g’写得不清，拿药的时候很有可能被看成9，12g就变成了129，这样剂量就出了大错。”

　　“李老师为人温和，每次都会讲道理，但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范儿。要是总犯低级错误，老师瞥一眼，自己心里就发毛了。”虽然现在已经是副院长，跟随李老师学习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直到现在，练字帖依然是杨倩的一大爱好，“我也要求我的学生练字，而且方子必须写得清清楚楚。”

　　传承，就这样代代相传下去。

　　现如今，年近七旬的李佃贵仍像个“拼命三郎”一样，忙着带徒弟。

　　退休后，李佃贵最主要的身份是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虽然只是个虚职，但李佃贵却乐此不疲。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在省内有50个会员单位，按规定，每年至少要给每个会员单位进行一次培训，一周一个，一年就出去了。”刘小发说，此外，作为全国的知名中医，李佃贵接到的省外邀请不计其数。

　　为此，即便已经退休，工作日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李佃贵，几乎从没休过周末。刘小发电脑里那份李佃贵周末行程单，早已经排到了今年10月份。

　　“周末都是好几个讲座凑一起，那个强度，年轻人都吃不消。”去年开春，徐伟超就经历了一次，“周六一大早，我们从石家庄飞到合肥，讲座一完，又马上飞到贵州。做完讲座，我们又从贵州飞到北京，因为老师第二天一早要在北京开会。”晚上赶到北京，下了飞机，徐伟超提议叫个网约专车，可李佃贵为了省钱，坚持倒地铁。

　　而李佃贵的讲座，也绝非简单地去走走过场。在飞机、火车上改演讲稿已是李佃贵的工作常态。

　　“不到演讲前的最后一刻，演讲稿就一直在改。”刘小发说，每次接到讲座邀请，李佃贵都会专门打电话问清受众情况，并根据受众层次准备讲稿内容——“给基层的医生培训，语言上要通俗易懂，对三甲级医院的医生，要讲最前沿的理论。”

　　“每次讲座，李老师都是倾囊相授。他觉得，传承中医药，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刘小发说，尤其是下基层，李佃贵提前准备的幻灯片上，大都是针对某种病症该开哪种药方，“甚至包括出现复杂症状时，每种药物的加减用量。”

　　因为担心老师的身体，学生们没少劝李佃贵“度个假，休息休息”。可每次都被李佃贵慢悠悠地“开导”一通：“你这是贪图个人享乐，光想着休个假陪老婆孩子。”

　　接着他便开始讲道理：“光想着自己怎么行？当年研发原子弹，科学家都是住在沙漠里，老婆孩子几年见不上一面，他们不照样坚持下来了嘛！”

　　虽然已经获得了全国劳模、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多项荣誉称号，但学生们却从没听李佃贵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他总是半开玩笑地说：“人分家庭型和事业型，我属于事业型。”

　　那份“事业”指的是什么？李佃贵不说，学生们也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