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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稿源 河北日报    时间:2017-09-07 11:02

  □记者 白云

  [阅读提示]

  这是一个悲欣交集的过程。

  悲痛的是,一条生命难以挽留的逝去;欣慰的是,另一条生命将因逝者捐献的器官获得生的机会。

  2013年6月1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批准了河北等6个省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截至2017年7月,我省累计捐献器官57例,57名捐献者无偿捐赠了170个人体大器官。

  石家庄退休职工孙萍是捐献者之一。她于今年7月29日离世,捐献了两个肾脏和一对角膜。

  这个过程,同样充满了悲欣。

  1

  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

  8月12日傍晚,省水利工程局家属楼。

  房门打开,胡子拉碴的陈元,转身陷在旧沙发里。这栋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如今只剩下他了。

  回想母亲离世后的第一个傍晚,陈元说,他送走了前来帮忙的亲朋,一个人在房间收拾母亲的衣物,天色慢慢暗下来,打开灯,“突然觉得很空,突然意识到,妈妈是真的走了。从此以后,这世上就剩我一个了。”

  7月29日,57岁的母亲孙萍离世。在这前后,25岁的陈元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这段艰难,从激烈反对母亲捐献器官到协助母亲办理捐献手续,历经1年。

  2015年10月2日,55岁的孙萍因晕倒送医。经查,她患有脑胶质瘤,难根治易复发。

  当年11月,孙萍第一次手术出院。她把陈元叫到跟前,平静地说,打算走后把器官捐献了。

  母亲的话让陈元甚至有点恼怒。他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尽管他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康复的可能性很小。但情感上,他很难接受母亲的选择。

  传统观念的障碍,直系亲属的反对,是目前人体器官捐献面临的主要障碍。

  根据国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公民生前未明确反对,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器官,捐献流程才能启动。公民本人有书面意愿捐献的,其后仍有权撤销,而且在其死亡后,其直系亲属不同意捐献的,也不能捐献。

  在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眼里,孙萍是非常合适的潜在捐献者:脑部疾病,不影响大器官功能和质量,个人有捐献意愿。

  2010年3月,随着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类似孙萍这样的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及家属,会成为其工作对象。

  任贵军就是全省5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中的一个。他原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胆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现在是河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中的一员、省三院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

  协调员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区域内的各级医院做协调和沟通工作,对象是脑外伤、脑出血、脑肿瘤等造成深度昏迷或脑死亡,死亡无法避免且人体器官不受影响的患者及家属。

  和当医生时得到的尊重不同,改换身份后的任贵军面对的大多是拒绝,偶尔还会遇到患者家属的推搡。

  河北省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牛志强介绍,在全省57例器官捐献案例中,仅有几例捐献者家属同意接受采访。“这可能也源自患者家属对器官捐献工作的不了解,所以有不理解。”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翟璘认为。

  翟璘也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些协调员还肩负着一项职责——宣传,到基层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宣传人体器官捐献的政策,以及潜在捐献者的发现与沟通。

  孙萍早有捐献器官的想法。

  2015年12月,陈元的父亲在脑出血昏迷了10个月后离世。孙萍就多次念叨,没来得及捐献老伴的器官,烧了也就是一把灰。他们当时不知道和谁联系。

  通常的捐献过程是,一线接诊医生发现潜在捐献者病例,会和家属简单沟通,家属有意向后,由协调员介入进一步工作。也正是他们的推动,才有了孙萍看到器官捐献的介绍,并主动提出捐献。

  河北省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王燕京介绍,近两年,到省红十字会咨询捐献器官的人明显增多。最近还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前来咨询,并填写了捐献角膜、器官和遗体的三份登记表。

  2

  他决定尊重母亲的心愿

  今年4月初,孙萍脑部肿瘤复发。

  陈元眼睁睁看着母亲从行动自如到生活不能自理。主治医生告知他,母亲头部的肿瘤再次长大到1厘米,已经不具备再做手术的条件和价值。

  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点,孙萍很清楚。

  陈元越发感到一种恐惧。失去父亲后,他怕母亲也要离去。

  孙萍陷入深度昏迷前,陈元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让母亲的剩余时间,过得好一点。他甚至没有注意母亲说过,“说不定有人能用上我捐的器官,那样别人家的孩子就不会像我的孩子一样没有爸妈。”

  陈元想不起那段时间的细节。母亲生病前他就一直负责买菜做饭,母亲再病后,他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希望母亲吃得下的时候多吃一点。

  进入5月,孙萍时时陷入昏迷,一次清醒后,陈元凑过去问想吃点什么,孙萍却挣扎着说:“我不行了,我要捐器官。”

  那一刻,陈元突然理解了母亲。他想的一直都是自己,母亲想的却都是别人。他决定尊重母亲的心愿。

  在担任肝胆科医生期间,任贵军见多了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满怀期望却走向绝望。他的一个朋友,40多岁患有肝衰,在等待肝源的过程中,不到半个月人就没了。

  像孙萍这样,生前有明确捐献意愿,并自行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的捐献者,少之又少。

  这样的生前主动捐献者,总是让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翟璘说,他曾准备给一名27岁脑外伤患者的家属做协调工作。当时,自己准备了一肚子的政策,谁知,还没开口,家属却主动提出,能救人,捐了吧。让翟璘动容的是,捐献者是一名独子。

  截至2016年,官方公开的数字显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2.98。目前,以省三院肝胆科的实际病患需求,器官的供需比为1:30,多数患者可能在等待中失去生的机会。

  5月,在病床上,孙萍签字同意死后捐献一对角膜、一个肝脏和两个肾脏。但完成这个捐献,还要评估捐献者的器官质量。

  不是所有的捐献意愿都能实现。

  当孙萍签字后,捐献信息会录入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一旦达到待捐状态,由捐献者所在的医院进行医学检查和评估。

  但对捐献者的抢救,并不会因此而放弃。任贵军经手的案例中,不止一次发生过捐献患者转院到省三院经过抢救,恢复了部分功能。其中一个脑出血捐献者,经抢救后睁开了眼睛。

  还有的患者因所患的疾病会对器官功能造成损伤,也不能捐献。

  6月,孙萍转入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省三院,时时陷入昏迷。针对孙萍身体的各项评估也同步开展。

  原则上器官捐献者的年龄不超过60岁,翟璘介绍,石家庄有一例捐献者62岁,器官非常健康,但这样的案例相对罕见。

  最终,经过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和临床医生的评估,孙萍的两个肾脏和一对角膜具有捐献条件。

  很多人不愿意捐,少数捐献者可能不具备捐献的条件,这就是现实。

  河北省累计捐献器官57例,捐献了170个大器官。其中石家庄市完成了36例,捐献了108个人体大器官,供给了97个患者。

  57条生命在面对无可回避的死亡时,用余温,擦亮了170盏素不相识的灯。

  3

  暗下去的是长度,亮起来的是宽度

  7月末,孙萍的情况越发恶化,有时候会认不出亲人,肢体也出现偏瘫。孙萍因陷入昏迷被转入ICU,她的世界只剩了一起一伏的呼吸机。

  尽管知道死亡离母亲很近了,陈元还是希望这一天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7月28日下午,陈元刚从医院回到家,他害怕的电话来了。医生通知他,母亲的情况不是很好,开始准备器官捐献。

  截止到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孙萍即将捐献的器官到底捐给谁。

  这是决定器官捐献社会信任度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陈元来说,母亲捐献的器官要公平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里,这才不违背捐献者的初衷。

  此前,中国青年网社会调查中心对4万多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有61.8%的受访者填写因“不信任捐献体系”而不愿意捐献器官。

  其实,我国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规定,来约束和完善移植和分配人体器官。

  2013年9月1日实施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要求,所有器官获取组织必须将获取的器官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分配。

  任贵军介绍,每一个捐献者的捐献信息都会上传至该系统,本着本区域优先原则,参照年龄、紧急程度等原则进行自动分配。

  根据卫生部官网信息,全国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100多家,河北共3家,分别是省二院、省三院、解放军281医院,其中省三院可以进行肝脏移植,省二院可以进行肾脏和心脏移植,281医院可进行肾脏移植。

  对于陈元来说,他即将面对另一个选择:是要确保捐献的器官质量完成母亲心愿,还是继续用药延长亲人的生命。他必须选。

  目前国际医学界界定死亡分两种,脑死亡和心死亡。

  孙萍此时只能借助呼吸机维持生命,省三院医院专家组根据相关指标判断其已进入心死亡状态,可以启动捐献程序。这就需要家属签字同意终止治疗后,由医护人员去除辅助患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

  陈元不愿意回忆那一晚。

  斟酌许久,他把目光移向窗外:如果抢救,要打肾上腺素,并不能改变孙萍因脑部肿瘤进入弥留状态的结果,但会破坏肾脏功能,孙萍的心愿就不能实现了。

  没有人知道陈元这一夜经历了什么。

  7月28日晚,陈元在放弃治疗决定书上签字。陈元没有说,但目睹这一切的翟璘描述,母子离别的时候,陈元非常悲痛,充分说明了他们母子感情相当好,也可以看出他做出支持母亲决定的巨大决心。

  几乎是同时,一路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通过血型等关键因素匹配受捐者,器官摘取后的存活时间有限,所有的工作必须提早准备。

  7月29日9时34分,孙萍被撤掉了呼吸机。14分钟后,这位57岁的捐献者悄然离世。

  等候在一旁的医护人员其实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30分钟内孙萍有生命迹象,马上开展抢救。相反,则是摘取孙萍捐赠的器官。

  翟璘和任贵军作为协调员的另一个工作内容,要在手术室完成:见证器官获取的整个过程,以保证捐献者的意愿得到准确执行。

  这一个多小时,陈元一直坐在手术室外楼道的水泥地上。

  11时左右,他看到一个人从手术室出来,拉着一只蓝白相间的小箱子,匆匆离去。仿佛有滚轮在地上发出摩擦的声音。他一动不动,死死盯着那个箱子,直至消失。那里装有母亲的两只肾脏,将远赴山西分别移植到两个陌生的身体里。

  陈元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知道母亲的生命截出了一小段光,暗下去的是长度,亮起来的是宽度。

责任编辑: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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