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众多的病危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器官捐献的潜在可能。

　　解决这些潜在捐献者以及家属不同意、不了解、不信任的问题，搭建起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的桥梁工作的，就是全省活跃在一线的5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怎样的思考？

　　为此，记者分别对话了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翟璘和省三院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任贵军。

　　记者：石家庄完成的36例器官捐献，您是否都见证过？

　　翟璘：差不多吧，坐在我对面桌的同事，刚考下协调员资格证。在此之前，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只有我一个人有协调员资格证，有时候外地的患者突然要进行捐献，当地的协调员赶不过来，也是我见证。

　　记者：目睹了这么多的捐献者，尤其是还要见证手术摘取器官的过程，是否有心理障碍？

　　翟璘：没有。这是我的工作，要保证每一个捐献者都能按照约定完成捐献。接触的志愿者和家属越多，越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当你把捐献器官的过程看得神圣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害怕，有的只是敬佩。

　　记者：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捐献者的身份和捐献意愿有没有关系？

　　翟璘：大家可能觉得学历和捐献者多少有关，其实没有。学历并不高的捐献者我们也有几例，从户籍上看，农村的也不少。而且很多捐献者家属，说不上什么大道理，反而，无声的支持和质朴的话语更让人感动。

　　记者：会把这种感动体现到对捐献者家属的安抚和照顾上吗？

　　翟璘：会的。我们还会监督医护人员对捐献者的遗容进行恢复，如果家属有丧葬事宜需要帮忙，我也会到场。我曾参加过两位捐献者的追悼会。另外，省红十字会还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对捐献者家庭实施人道救助。

　　记者：有家庭弃领吗？

　　翟璘：有，石家庄1例。据我所知，河北省有2例。他们的想法很纯洁。

　　记者：协调员的工作是不是不好干？

　　任贵军：这么说吧，以前我是外科医生，是受人尊重的主治大夫，现在这活儿反过来了，几乎是求着患者家属捐献有价值的患者器官。

　　记者：当初为什么同意到这里来工作？

　　任贵军：首先是总得有人干，其次，我是肝胆科医生。以前，每年我所在的科室都有十来位病人等肝源，肾脏还能通过透析维持，肝脏移植的等待周期短，等不及。作为医生，看病人等死，心理负担太重。

　　记者：刚才你也说到，有的家属会反应激烈，这种时候你怎么调节？

　　任贵军：没法调节。我们干的这个活儿，协调成功了，家属因亲人离世心情沉重。协调不成，家属和你急，心情也是沉重。

　　记者：经常面对这样的场面，心理不会受到影响吗？

　　任贵军：我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氛围都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太沉重了，可能会抑郁，这就需要我们协调员在工作中及时调整自我心态。

　　记者：精神状态这样，劳动强度呢？能不能介绍下某一天您的工作状态？

　　任贵军：昨天我刚出差回来。石家庄到张家口，刚回到石家庄，又去衡水等地。

　　有的是去讲课，有的是刚到一个地方，突然接到电话，说有潜在的捐献患者，就要赶过去。

　　记者：不管什么时间也要赶过去？

　　任贵军：不管什么时间。半夜接到电话也得马上走，到晚了，器官就不能用了。说起来挺不好意思，这肯定是我不对，为了赶时间，去年超速罚了41分。

　　记者：赶不上的怎么办？

　　任贵军：没办法。有一次清河一个潜在捐献者，生命垂危，我还在高速上就接到那边医生的电话，说人走了。

　　记者：这种时候会遗憾吗？

　　任贵军：特别遗憾。其实你说，我们能得到什么？受捐者可能都不会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说协调员要发扬的红十字精神就是人道、博爱、奉献，可能有点空，但实际上，谁还没个追求。能救一条性命的事，有机会，你干不干？

　　记者：您是否是器官捐献志愿者？

　　任贵军：早就是了。

　　采访/记者白云